两只瓶子的命运|苏敏-品读春秋
品读春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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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,爷爷走了。再后来,一个阴风四起的清晨,奶奶走了。他们一个晚上离开,一个清晨离开,前后间隔差不多三年。在村子对面的那座山坡上,我们将爷爷和奶奶葬在了一起。那堆隆起的坟墓里,他们终于能像以前一样,从早到晚,从白天到黑夜,从春到夏,从秋到冬,永远地在一起了。在那里萌娘三国演义,他们还会磕磕绊绊吗?还会有如此多的疼痛与悲伤吗?
——苏敏

两只瓶子的命运
文|苏敏
不知道为什么,直到现在,我还在为那两只塑料瓶揪着心呢。这一路上,随时都有上车的人,随时也都有下车的人。每当有人上车,或者有人下车时,司机总会快速丢掉油门,急踩刹车,并同时摁下控制车门的开关按钮。这个时候,“戛”的刹车尖叫声,短暂,急促,刺耳,那声音似乎能穿透耳膜,钻进脑袋,令人不禁浑身打颤,上下两排牙齿都忍不住要紧咬起来,那样的难受,无法用言语来形容(据说,有人因这样高频率的声音而诱发心脏病,或者精神失常。)。车子继续往前滑行了一段距离,像球场上一个正急速奔跑的人,欲想收住脚而收不住似的,被弄了张黄牌。接着,“哧”地一声,车门“咣当”被迅速弹开,车门被打开的同时,拍击和挤压塑料瓶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接着再是细碎的“噼里啪啦”声。车子每停一次,车门每被打开一次,这样的声音便又重复一次坐享俊男之坊。它一次次响起,一次次钻进我的耳朵。
哦,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吧?别急,听我慢慢道来。是的,我说的两只塑料瓶,两只被悬挂在车门上的塑料瓶。这些日子,我每天都要从一个小镇去往另一个小镇。我的出租屋在我出发的小镇上,我的目的地在另一个小镇上。我在目的地的那个小镇谋生,讨口饭吃,然后,等天黑,太阳落下山岗,我再回到我出发的小镇,回到我的出租屋,洗澡,洗衣,吃饭,睡觉。除了周日,我每天都要在这两个小镇之间来回。我来回的方式,便是乘坐那辆已然牛吼的中巴车。就在这辆中巴车的门上,挂着两只塑料瓶子。对,我说的,就是它们。
这两只瓶子,是平日里我们见过的那种普通的塑料瓶。但此时,它们已经蓬头垢面,灰尘扑扑,样子也变形,扭曲,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和青春了。它们的前生,大抵是被摆在超市的货架里,或者是被放在冰柜的冷藏室里。在超市的时候,它们的身上,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,标签上印着某个明星的图片,这是它们华丽的衣衫和外表。瓶子里面,装的或许是带着颜色的饮料,也可能是无色的矿泉水。尽管身价不怎么高,比不得油,比不得酒,但至少也有个三块两块的样子,有时或许还会更高些。
此时的它们,除了有一定的身价之外,还可能对一个口渴的人江山志远,或者对一个馋嘴的孩子,有一定的吸引力。当然,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镜头。你看,一对热恋的情人,手挽着手,有说有笑,款款而来,然后轻巧地从货架或者冰柜里将它们一起挑走。后来,这对恋人,可能会坐在公园的某条板凳上,微风习习,掀起女生乌黑的长发,空气中有花香袭人,枝头有鸟鸣啾啾,脚下有芳草如茵。他们也可能会手拉着手,在热闹的大街上漫步,大街上,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
可以肯定的是,不管谁看上了此时的它们,都得为此掏一下腰包,摸出一张钞票来;或者得把手机拿出来,打开某个支付软件,对着一块斑斑点点的墨坨照一下,等“滴”的一声后,你再将它们拿走。馋嘴的孩子没钱没关系,没手机也没关系,只要他身后跟着个大人。
当饮料或者矿泉水被喝完后,它们可能会被丢在垃圾桶里,也可能会被丢在马路边。当然不排除也有小心翼翼将它们收拾起来的,比如说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自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。那时,我刚治病回来,家里穷的叮当响。两岁左右的女儿,在校园里满地飞奔,到处捡学生们丢的塑料瓶。前些日子,我回家一趟,发现有间屋子里,堆满了纸盒和塑料瓶。我跟女儿说,留这些东西干嘛?把它扔了。女儿一脸的舍不得。整理了好半天,她将纸盒子丢到了小区的垃圾箱里。而那些塑料瓶子,被她整整齐齐地放进了一个蛇皮袋。女儿说,爸爸,这个可以换钱的。女儿已经高一了,她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。当然,我也没有多少钱给她乱花。看着那满满一袋塑料瓶如影逐形,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最天使歌词,不知道该要说些什么。而女儿,她正在那里满头大汗,冲我傻笑。
不管是丢在垃圾桶里的,还是丢在马路上的,这些塑料瓶子大都会被收集起来。收集它们的人,可能是某个扫大街的清洁工,可能是某个老妇人,也可能是某个像我女儿这样的孩子。等装满了一袋,它们将会被交到某个废品收购站。废品站里,经人挑选、压扁,用绳子捆绑,等有了满满一车,再运往某个塑料厂。塑料厂里,有一个高大的炉子,火烧得正旺,压扁的瓶子倒进去,顷刻间熔成塑料浆。过不了多久,等它们从另一端出来时,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塑料颗粒。时来运转,某一天,塑料颗粒又被重新吹成塑料瓶。凤凰涅槃,死而后生,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吧?有些东西进了炉子,便不再了,比如殡仪馆的炉子里,推进去一具冰冷的尸体,出来时只剩一捧凌乱的碎骨。
在瓶子这一路的旅途中,不管经历了什么,遇到了什么,在臭烘烘的垃圾桶里也好,在污水横流的马路边也好,在堆积如山的废品收购站也好,在刺鼻难闻的塑料厂里也好,它们总可能有重新变成塑料瓶子的机会。如果运气好的话,这两只塑料瓶在灌满饮料或者矿泉水后,还可能有机会重新在一起,继续被贴上花花绿绿的标签,或者摆在货架上,或者摆在冰柜里,再一次对那个口渴的人,那个馋嘴的小孩爱哭小嫁娘,或者那对热恋中的人李子峰吴昕,产生之前那样的魔力。也许,那个口渴的人,那个馋嘴的小孩,那对恋人,说不准还能一眼认出它们,像茫茫人海中,突然看见一个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,岁月并没给他或者她留下半点痕迹。当然,也可能认不出来,还有可能根本就见不了面。但不管怎样,它们的命运,至少比现在这样幸运得多,幸福得多。
当它们被系上那根绳子,被高高地悬挂在车门的时候起,大概它们便再难得有投胎、转世和轮回的机会了吧?你看,你听,它们在风中,“乒乒乓乓”地撞击车门,或者被车门“啪”地一声拍击、挤压,早就失去了往日的自由之身。那一瞬间,命悬一线,千钧一发,九鼎一丝,朝不保夕,危如累卵,生死存亡,诸如此类的词语,也跌跌撞撞,歪歪斜斜,噼噼啪啪地,从我浆糊一般的脑海里挤了出来。
绳子的一端系在瓶口的凹陷处,一端系在车门的合页上,就这样,两只瓶子高高地挂在那里。我见过吊着的黄瓜,瓠子,丝瓜,也见过挂在墙上的油瓶,但从未见过挂在车上的瓶子。我突然想起古时那些绞刑架下的犯人,他们有的衣衫褴褛,有的光着膀子,他们头发凌乱,面如灰土,满身血迹龙庆峡蹦极。他们是烧杀淫掠了,还是吃拿卡要了,我不得而知。一个手无寸铁的人,前者大抵不太可能,而一个平头百姓,后者想做也做不了。是的确罪不可赦,还是莫须有的罪名呢?一时半会儿,也弄不明白k9078。剧情是可以这样写的,比如铺垫点什么,埋下一两条线索,然后,等到另一个情节的需要,人的命运便可迅即发生改变与转折,时来运转,或者祸从天降。比如灰鸭子变白天鹅,菜鸟变凤凰之类的。而生活,或者历史,从来不是这样,个人的命运雷霆伞兵,大都由不得自己作主。
午时三刻,阳光刺得眼睛都无法睁开。高高在上的判官,惊堂木“啪”地一声脆响,手中的签子“噗通”一声扔在地上时,刑场的气氛开始凝固,绞刑架上的绳子开始紧绷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绳子绷得越来越紧,那声音绷得也越来越紧。接着,这些“犯人”们被慢慢升起,他们开始口吐白沫,开始翻白眼儿,两只脚开始在空中使劲儿地蹬着,踩着。过不了多久,脚不再动了,身子也不再动了俺不是庸医,直挺挺地,挂在那里,像一条咸鱼丁柳元,像一挂腊肉。唯有风不懂世事与悲伤,依旧屁颠屁颠跑过来,掀起他们凌乱的长发,吹动他们破旧的衣衫。这个时候,那些长跪于地的人,一边将头磕得“扑通扑通”直响,一边大喊“冤枉啊,大人!冤枉啊,大人!”,他们已经哭的声嘶力竭,几乎发不出声来。而那个“明镜高悬”下的判官,开始长吁一口气,开始面露喜色,开始哈哈大笑,那笑声似乎从天而降,产生强大的冲击波。那些分列两旁的喽啰们,杵着手中的木杖,将地面敲得响声震天,腾起阵阵烟尘。响声震天的,还有他们拖着腔调,整齐划一地喊出的“威……武……”二字。
不知道为什么,在看到车门上这两只悬挂着的塑料瓶时,我会想到这些影视剧里的画面,耳边会传来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尽管这些画面,这些声音,是一些久远年代发生的事情,离我们现在已经一百年过去,甚至几百年过去。但它们却不断地闪现在我的眼前,呼啸在我的耳边。
有些时候,我们可能会看到,在某条逼窄的街道上,一群衣着整齐的人,他们人高马大,身强力壮,从街道的一头冲来,刮起一阵旋风,卷起一地烟尘。他们大声地吼着,叫着,踢翻老人的一两只竹篮,或者是掀翻一辆破旧的三轮车。篮子或者车子里的蔬菜被踢了出来,洒得满地都是,横七竖八,凌乱不堪,惨不忍睹。老人死死地揪着还没被来得及被踢翻的另一只篮子,或者是一把还没来得及被扔出去的蔬菜,他掉光牙齿的嘴里,“呼哧呼哧”喘着粗气,眼神里近似哀求。那些有幸躲过一劫的人,吓得作鸟兽散,慌乱丢下手中的物件哈尔滨供暖时间,抱头鼠窜,顿时不见了踪影。我不知道,这些竹篮或者车子被掀翻发出的声响,和判官手中的惊堂木以及竹签子砸出的声响是否有相似之处,频率是否相同?假如有相似之处,时光流逝,沧海桑田,那么多的东西在演变,为什么有些东西顽固依旧,甚至愈演愈烈呢?
可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。哪怕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眼前,发生在你的身边。纵使胆子大点的,勇气足点的,大不了也就是上前去拦一下,挡一下吴国豪,扶老人一把,而已。当然,还有很多的人,避之不及,躲得远远的。对,路人,旁观者;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;隔岸观火,作壁上观。还有更甚者,他们拍手,叫好。
再来说这两只塑料瓶。其中的一只,已经没有了瓶盖儿。另一只,瓶盖儿尚还在。它是在挂上去的时候便没有了瓶盖儿的吗?如果不是,那瓶盖儿是被车门“咣当”一声夹飞的吗?还是在车门上“乒乒乓乓”撞飞的?假如是被夹飞或者撞飞的,是在哪里被夹飞撞飞的呢?被夹飞或者撞飞之后,那瓶盖儿落在地上,是不是在地上滚了好一阵子?那是不是瓶盖儿在用尽全身的力气追赶飞奔的汽车呢?它是不是还想回到瓶子的嘴上?一圈,两圈,拧紧啰,再也不离,再也不分啊。它在地上一边滚,一边在想些什么呢?这只塑料瓶又在想什么呢?另一只呢?然后,它是不是累了,乏了,困了,再也跑不动了,只能眼睁睁地,看着车轮卷起一地烟尘,看着那只瓶子在车门上,在风中,继续“叮叮当当”地撞击着车门呢?
假如瓶口是瓶子的嘴,那么眼前的这两只瓶子,一只被瓶盖儿盖着,一只敞着,这一路上,它们又是如何交流彼此痛苦的呢?当车门被打开,“咣当”一声巨响,那瞬间挤压的疼痛,该有多大呢?如果说它们被绳子系着,是在承受这“绞刑”之痛苦,那么,这一路上,时不时地,车门“咣当”一声拍击、挤压,又何尝不是让“笞刑”或者“杖刑”伺候着呢?——这真是一对苦命的塑料瓶。没瓶盖儿的那只,它发出的疼痛的叫声,另一只靠什么来感知呢?假如想安慰一下它,它又该如何说出来呢庚娘?而它自己满身的疼痛呢?瓶盖儿死死的盖着,它只能咬着牙,忍着,再咬着牙,再忍着,发不出声来。发不出声来,该是多么的疼痛啊?那是一趟又一趟的疼痛啊,那是一天又一天的疼痛啊!在风里,在雨里,在烈日下,它们身子挨着身子,脖子靠着脖子,脸儿挨着脸儿,可这一路的疼痛,谁知道呢?它们只能靠着彼此的身子,相互依偎,相互抚摸,相互温暖,相互安慰,相依为命啊。
我突然想起我的爷爷和奶奶。那时,他们还都在。爷爷躺在病床上,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儿。蓝色的氧气瓶立在床头,瓶身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,浑身布满伤痕。它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,不说话,我们也不说话。整个病房里,唯有两个声音。一个声音是来自于氧气瓶上那只透明的玻璃瓶里,玻璃瓶里装着水,它在那里不断地冒着泡儿,发出咕噜噜的声音。那咕噜噜的响声,已经覆盖了爷爷微弱的呼吸。病床的另一头,奶奶趴在那里,她的身子是那么的瘦弱,瘦的简直就像一张纸片,似乎一阵风来,就能将她带走。奶奶已经泣不成声了,她在哭什么呢?她在想些什么呢?她此时此刻是否还在想着,这么多年来横岗高级中学,爷爷骂过她,甚至还打过她呢?可是,尽管她那么悲伤,爷爷却充耳不闻,继续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,连个安慰的眼神都没有,连个手指也没抬一下。他多么就像那只还有盖儿的塑料瓶啊?他闭口,沉默,不说话邵建伟。或许,他再也张不开口了,再也说不出话了。它是否听到了另一只塑料瓶的哭泣,闻到了另一只塑料瓶的痛苦与悲伤呢?
瓶子已经褪去了原本的清澈,失去了原本的透明,它们已经扭曲变形,遍体鳞伤,落满尘垢。可是,坚硬的车门并不在乎这些,每当有人上车或者下车,它依旧“咣当”一声响起,“啪”地一声向瓶子挤压过去,然后,再是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细碎声响。这上车的人,下车的人,售票的人,坐在车上的人,开车的司机,有谁能听得出它们此时的疼痛,此刻的叫喊呢?
有许多疼痛是别人无法体会的,只能你独自承受。有许多疼痛是别人无暇顾及的,你也只能默默忍受。人的一生,看似热闹,其实是孤独的一生,寂寞的一生。别人可能是那个上车的人,可能是那个下车的人,可能是那个售票的人,可能是那些坐在车上的人,也可能是那个开车的司机。就像这两只瓶子,有谁能去替它们阻挡一下,减轻它们一点点的痛苦呢?就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爷爷,趴在那里泣不成声的奶奶,我们有谁能真正读懂它们此时的疼痛,此时的悲伤呢?
后来,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,爷爷走了。再后来,一个阴风四起的清晨,奶奶走了。他们一个晚上离开,一个清晨离开,前后间隔差不多三年。在村子对面的那座山坡上,我们将爷爷和奶奶葬在了一起。那堆隆起的坟墓里,他们终于能像以前一样,从早到晚,从白天到黑夜,从春到夏,从秋到冬,永远地在一起了。在那里,他们还会磕磕绊绊吗?还会有如此多的疼痛与悲伤吗?
这一路上,我一直看着这两只塑料瓶,看着它们一次次被车门拍击、挤压,我的耳边一次次传来“咣当”的响声,“啪”的响声,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“乒乒乓乓”的响声,那些声音,像是在求救,像是在呼号,像是在哭泣,像是在倾诉,又像是它们彼此的安慰和抚摸。我是那么的忧伤,又是那么的为它们感到幸福。我忧伤它们被悬挂着的命运,它们被拍击、挤压的命运,它们悬于一线的命运,这是它们的不幸,它们要忍受疼痛,忍受风吹雨打,忍受路人鄙夷的目光,忍受随时跌落的危险。但我又幸福着它们的幸福,它们的疼痛里,散发着一份别样的温馨和甜蜜。
我知道,司机将它们悬挂在车门上,只是想让车门在弹开的一刹那,让两只塑料瓶起到缓冲的作用,避免车门之间的相互碰撞。司机担心的是他的车子,余超颖担心他的车门,可是,他是否想过这两只塑料瓶的疼痛呢?
幸好是两只一起被绑着,一起被悬挂着,一起被拍击、挤压着。疼,有另一只瓶子一起疼,痛,有另一只瓶子一起痛。
我想,在绳子风化之前,它们大概还能在一起吧?可是,这绳子还能坚持多久呢王湛生?两根绳子在风化这件事情上,是否也能彼此默契,相濡以沫,白头到老呢?
车子一路颠簸。我不太敢想。
END


苏敏,男,79年生,安徽安庆人。做过老师,摆过地摊有卡旋切机,送过牛奶。现流浪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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